三
小津电影与战争及日本战败体验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话题。田中真澄早在20年前就出版了《小津安二郎与战争》（みすず书房，2005年）一书，详细梳理了小津的战争经历，同时收录了小津参加侵华战争时期的“战场日记”（《阵中日志》），成为21世纪小津研究不可或缺的传记资料。此后不久，中国学者顾铮发表了《侵华战争中的军曹小津安二郎》（《书城》2007年第8期）一文，指出小津电影是“摆脱战争梦魇的努力”，顾铮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他的电影，也许就是以对于生活的深入刻画来摆脱战争梦魇的努力。他对于人性、对于日常的看似平静的探究，也许并不能说明他对于人的信心，也不能说明他对于自己的信心。这也许只能说明，心灵已经大荒芜的他，通过对于自身与他人的了解，尤其是经过战争炼狱之后，所产生的对把握人性的丰富性的根本上的不自信。而我们将他的电影与他的战争经历结合起来看，也更能体会人性居然会有如此之大的振幅与回旋余地。
顾铮的表述言简意赅，却颇能切中要害，“心灵大荒芜”问题的提出值得深思。然而，顾铮的文章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此后，马晓雁在《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战争》（《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一文中，继续探讨了相关话题，但并未充分展开。
小津一生中有过两次深刻的战争体验，第一次是以侵华日军毒气部队伍长身份（相当于班长），参加了从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间长达22个月的侵华战争的经历。第二次是1943年6月至1946年2月，长达两年7个月的东南亚战争经历，这次他是以日军报道部电影班成员参与日军宣传电影拍摄工作。1945年8月，小津在新加坡迎来日本战败日，随日军投降成为战俘，1946年2月被遣返日本。
值得关注的是其第一次长达22个月的侵华经历。1937年9月初，小津应征入伍，隶属上海派遣军直属野战毒气部队，9月24日小津随部队乘轮船从大阪出发，3天后抵达上海参加淞沪会战，此后其部队从苏省镇（今镇江）到扬州、仪征、六合、滁县（今安徽滁州）等地（『小津安二郎と戦争』P65），制造了各种惊天惨案。小津在1939年3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所属毒气部队在江西修水河战役中实施毒气战的详细情况，这与中方资料的记载一致。
小津的“战场日记”展现了侵华日军“心灵荒芜”的一面。但对于同胞好友，他似乎依然“有情有义”。导演山中贞雄（1909-1938）生前是其好友，两人先后参加侵华战争，但山中贞雄于1938年死于河南开封日军野战医院，令小津痛心疾首。小津于1939年7月退役回国后不久，就到京都大雄寺祭拜了山中贞雄，还担任了《山中贞雄剧本集》（1940年）的装帧工作。同年，大雄寺内树立“山中贞雄之碑”,小津撰写了碑文。田中真澄指出小津于1951年导演的《麦秋》是一部赠与亡友的安魂曲（『小津安二郎と戦争』P69）。
实际上，包括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东京物语》在内，小津电影的重要特点是反复出现死亡与葬礼的场景。在《户田家的兄妹》（1941）、《父亲在世时》（1942）、《宗方姊妹》（1950）、《东京物语》（1953）、《早春》（1956）、《东京暮色》（1957）、《小早川家的秋天》（1961）等影片中，死亡或葬礼如影随形，甚至成为了小津电影的一种标配。
加藤典洋从小津电影中读出了浓浓的“战败”气息，指出小津电影的主人公们说话语气温和，常常垂首低眉地喝酒，茫然地微笑，且大都溜肩，略微低着头（加藤典洋『敗者の想像力』集英社，2017年P24）。他把小津主人公们的这些特点归结“战败”气质，认为小津电影就是凭借着这股浓浓的“战败”气息获得了日本观众的共鸣——这是小津与日本观众之间的一种秘而不宣的心灵共振。不仅如此，加藤典洋认为“失败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这也是小津电影走向世界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加藤典洋揭示了小津电影的一个秘密——一种隐而不宣的政治气息。
《东京物语》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