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唐纳德·里奇与约瑟夫·安德森合著《日本电影：艺术与工业》一书，该书成为英语世界第一部研究日本电影的著作，也是欧美日本电影研究必读书目之一，其中的小津部分是英语世界有关小津电影的最早研究。唐纳德·里奇的代表作还有《小津安二郎的美学》（1978年）、《黑泽明的电影》（1979年）等。在其不懈的努力之下，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等的电影成功进入了西方“世界经典电影”的批评范畴。

唐纳德·里奇毕生致力于日本电影在西方的传播工作，在日本居住了60余年，2013年死于日本东京，享年88岁。唐纳德·里奇的人生与日本及日本电影业形成了某种共赢关系，当年的美国士兵成功逆袭为文化名流，日本电影也成功地进入了西方“世界经典电影”谱系。为感谢唐纳德·里奇为日本电影传播做出的巨大贡献，1963年日本电影海外普及协会及日本电影作者连盟邀请其从当年开始担任“日本电影海外普及协会”顾问；1983年日本川喜多纪念电影文化财团授与其“第一届川喜多奖”；2004年日本政府授与其旭日勋章。旭日勋章是日本授与“对国家、公共有功劳者、有引人瞩目的显著功绩者”的奖项，可见唐纳德·里奇在二战后日本形象重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二

当今西方的小津研究并未脱离唐纳德·里奇当年搭建的批评框架。例如，唐纳德·里奇在上世纪70年代评价小津：“在他的同胞心目中，是所有日本电影导演中最具日本特色的一位。他毕生的电影，只有一个主要的题材，即日本的家庭，并且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家庭的崩溃……（唐纳德·里奇《小津》，连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P1）。”

类似这样的评价方式几乎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从英语世界传向非英语世界，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惯性表述。唐纳德·里奇从剧情、拍摄、剪接等角度进行研究的模式也被继承了下来。鲁承临曾在《英文视阈下的小津安二郎研究简史》一文中，对英语世界小津安二郎的研究进行过探讨，其文写道：

伴随着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电影研究的学院化和规范化，西方学界对于小津的研究多发生自电影学或是美学的角度。具体说来，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把小津当作日本电影乃至日本文化的象征，从文化论或者民族符号的角度对其解读，另一个则是把小津的电影当作成熟的电影制作而纳入世界经典电影的案例进行分析……换言之，对于同样是来自西方的评论家，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也可以同时满足两种学术趣味，一种是充满了对东方文化的猎奇心态，另一种则是对电影的叙事、样式的变化更有兴趣的学者。（鲁承临《英文视阈下的小津安二郎研究简史》，《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年6期P68）

鲁承临将西方的小津研究大致归纳为“对东方文化的猎奇”及“关注电影的叙事与样式”两个方向，即“电影学”或“美学”研究方式。实际上，这两种研究方式与唐纳德·里奇的小津研究一脉相承，而国内的小津研究大致上也是这种叙事模式的延伸，呈现了一个通过西方滤镜的小津形象——哀婉而富于审美内涵。然而，对中国研究界而言，研究的起点需要洞察小津作为侵华日军的身份问题，而且还是一名侵华毒气部队的日军。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经历？血腥、残暴、死亡气息必然如影随形。那么，哀婉而富于审美内涵的表述方式就显得有点荒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