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大白鲨》（Jaws）与《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这两部影片的片名长度——一部是令人联想到尖牙利齿的简洁标题，另一部则是女性名字与完整地址的组合——本身便说明了一个故事。在这两部于1975年上映的影片之间，整个电影世界横亘其间，形成了一种光谱：一端是侵略性与兴奋感，另一端则是持续性与重复性。

一个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了好莱坞，催生了长达五十年夏季大片的浪潮；另一个则挑战了人们对「电影性」的固有认知，如今在最近一次《视与听》杂志的评选中被冠以「影史最伟大的电影」称号。仅凭这两部作品，1975年便足以配得上本期封面标题赋予它的称号——「改变电影历史的一年」。再加上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乌斯曼·塞姆班、玛格丽特·杜拉斯、斯坦利·库布里克和阿涅斯·瓦尔达等人的经典作品，理由似乎不言而喻。在本期特刊中，我们将庆祝电影史上的奇迹之年，从档案中精选出具有时代背景的专题文章和访谈，与全新评述一同呈现。享受这场时光之旅吧。

1975年12月，一位加州女孩在《纽约客》杂志上评论《巴里·林登》时，恳请她的同胞从严酷的英国寒冬中归来。「我希望斯坦利·库布里克能回到这个国家，再次且快速地拍摄一部电影，处理现代议题，」宝琳·凯尔写道。「拍些俗气的作品也可以，就当是玩票。」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这位她曾称之为「斯坦利·奇爱」的导演时，凯尔指责他在18世纪的流浪汉小说中表现出过度的愤世嫉俗和缺乏动力——「一部为艺术史专业学生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幻灯片展示」——同时，她还对库布里克的爱国主义提出了质疑。她的论点，如果可以称之为论点的话，是说生活和工作在英国让这位布鲁克林出生的投机者与他真实的艺术冲动断绝了联系——成为高尚文学抱负和紧缩的括约肌的受害者。「他的早期作品《杀手》中的电影艺术比《巴里·林登》中强得多，」凯尔尖刻地写道，「而且你看完后不会觉得自己变老了。」

《杀手》

尽管凯尔一直以反智主义的姿态示人，但她实际上是一位精明的辩证家，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主导着电影批评话语，而这种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对所选立场的忠诚与反对所定义的。1975年，凯尔对《巴里·林登》的蔑视态度，与她对罗伯特·奥特曼的《纳什维尔》所表现出的同样具有表演性——但更具说服力——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