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卿本著者》一书因译后记中的一些表达而引发争议，随后出版方宣布下架此书。在本次事件中，有关男译者是否可以翻译女性主义著作的争论持续发酵，有读者由此出发梳理了过往男译者作品中潜在的男性凝视和文字厌女，也有出版方推出了全女译者书单，那么，翻译乃至文艺创作是否与性别身份有关？
这样的问题不只关乎性别，而是可以延伸到更广泛的创作中。本月上映的听障题材电影《独一无二》（中国版《健听女孩》）中，导演也选择由健全演员出演残障者，这回到了文艺创作中长久存在的问题：是否只有特定群体拥有对话题的解释合法性？类似的问题还有，男导演能不能拍好女性形象，健全人能不能演好残障电影，中产能不能写出底层生活，等等。
在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当下，我们如何理解文艺创作中的“身份”，它又如何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生活？
为何女性叙事由男性书写
王鹏凯：我先简单复述一下《卿本著者》事件的争议。有读者认为译者将一些原文里相对中性的词汇译得有男凝色彩，比如将“adolescence”（青春期）、“puberty”（青春期）”译为“妙龄”、“含苞待放”，“malleable”（易受影响的）译为“调教”等。但随后也有读者认为，这种处理是为了符合上下文语境，此处原本就是在写中国古代父权逻辑中女性角色物化与驯化。还有读者则表示，这一问题在其它翻译类作品中亦有体现，比如“old maid”经常被翻译成“老处女”，女性被称为“骚货”。我回想了一下，过去的确有不少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品是由男译者翻译的，但这件事在当下成为了被争论的议题，这其中是否揭示了社会心态的转变？文艺创作是否真的与性别有关？
徐鲁青：我觉得关键还要看角色形象是什么样的，假如作品中的男性角色本身就不尊重女性，那可能“骚货”“调教”就是本意。一个作家是不是一定要亲身经历某种身份或是某种真实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呢？要是我们要求每个身份都对应的话，那奇幻小说和科幻小说根本没法写出来，好作品的创作应该不仅是对自身真实经验的复刻，也需要作者对其他身份有理解。有些男作家无法真正理解和体察女性的所思所想，无法真正地共情、代入到女性之中，这使他没有办法写出好的女性形象，而不是他没有办法说出正确的女性主义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