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偷漏还是腾挪，最终都会侵害创作者利益、挫伤影院与片方之间的长期信任，阻碍电影产业的良性发展。

早在《哪吒2》被偷票房风波的8年前，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就曾于“2017中国娱乐产业年会”现场痛批偷票房乱象： “我个人认为，今年（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早就过了500亿，有至少20%没有统计上来，影院偷票房才是中国电影的黑洞。”

解决顽疾的实践

时至今日，这个“黑洞”依然存在。

1月26日，《哪吒2》及其他5部春节档电影在官方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则联合声明，不仅列举出了一系列偷票房重点行为，还面向观众提供了多条举报通道。声明中明确写道：“如发现影城存在偷漏瞒报票房行为，发行方将终止与该类影城的合作，停发影片后续密钥。”

不过，尽管春节档片方发出了如此强硬的警示，但依旧有人顶风作案。于是，我们仍然在热搜榜上见证了《哪吒2》被偷票房的遭遇，也看到了一批相关影院被停发密钥。在这个热闹非凡的档期里，利益受损的作品想必不止《哪吒2》一个。

那么，为何偷票房乱象始终难以根治？

结合停发密钥影院名单以及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的官网公告来看，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三四线城市影院是偷票房乱象的重灾区。

图源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官网

近年来，影院建设的下沉趋势十分显著，这既为中国电影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微观层面的经营难题。

拓普数据的统计结果显示，2024年全国新建影院数共计1026家，其中有多达716家位于三四五线城市，占到新建总数的近七成。但凡事都有两面，影院这门生意很多时候并不算好做。

营收水平本就有限的小城市影院，面临着越来越依赖重点档期的市场局面，导致日常经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压力之下，这些影院势必要寻求更多创收手段，再加上监管覆盖的天然难度，低线城市的偷票房现象自然就相对猖獗。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电影行业没有解决这一顽疾的决心。

一方面，来自业界的偶发尝试一直都有。

比如，2010年《唐山大地震》上映时，片方突然将最低票价从30元上调至35元。对此，导演冯小刚在上海首映式上解释道：“最低票价是为了保护片方最根本的利益，以避免一些影院瞒报票房。”毕竟这样一来，影院进行“捆绑销售”等行为来压票价的难度就变大了。

再比如2020年《八佰》上映时，华谊兄弟副总经理刘歌透露，为了减少偷漏票房等不良影响，发行方和第三方监察团队联合组成了700多人的工作团队，在三、四、五线城市和一些重点地区进行线下监察。

到了今年春节档，各大新片纷纷延续了这种线下监察取证的思路，并且一边比对线上数据，一边积极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

另一方面，不仅片方在努力，有关部门也以完善法规等方式遏制了偷票房乱象。

自2017年3月1日起，《电影产业促进法》开始施行。其中第51条规定，电影发行企业、电影院等有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行为，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