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案件，重人物

古装探案剧以案件与人物为主要看点，近年的类型剧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轻案件，重人物”的创作策略。

主要原因可能是，要想实现案件架构和推理过程的精良，难度不小。如姜姜所言，“囿于题材，很多古装探案剧已经很难再在案件层面做出新鲜感了。”

作为公认创作难的品类，古装探案剧需要极强的戏剧逻辑，推理过程的解谜和反转也需要生成沉浸式的紧张刺激感，最后的谜底和升华则需要引人喟叹和共鸣。

在播的《长乐曲》《四方馆》的案件设计就比较常规，案情都很简单，推理依靠对白和金手指，主角解谜的过程丝滑无比，并不能让人感受到破案的不易和刺激。

即使是《唐朝诡事录之西行》这样以探案为主的口碑之作，在案件设计上也难免争议。比如“降魔变”融合的朝堂线被指不合逻辑、“仵作之死”的受害者自杀真相被指容易猜到、“上仙坊的来信”人人是凶手被指借鉴经典等。

而这些案件之所以收获好评居多，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它们所包裹的复杂人性和现实立意。

“降魔变”中，大唐第一壁画师秦孝白为画作痴狂，才华横溢又极端执着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仵作之死”获得过“封神”评价，其罗生门式拼凑案件真相，最终所刻画成功的仵作职业以及人性善与恶的对立都让人唏嘘感慨。“上仙坊的来信”可看作女性互助报复凤凰男的故事，也极具现实意义。

可以说，近年的古装探案剧颇有向社会派靠拢的意味，一致将重点放在人物和立意的打造上，力求与现代观众达成共情和共鸣。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九义人》是将上位者对下位者性侵的现代故事挪移至古代背景叙述，剧中女性互助、原生家庭、官官相护等话题贯通古今。

除此之外，在编剧十二看来，“近年的古装探案剧还格外关注人物命运，即会为主要角色设置一条个人任务线，来与整体的探案线进行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