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在代表西语电影最高荣誉的戈雅奖上，西班牙电影《47路巴士》横扫了第39届的全部提名，并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5项大奖。
经由上海国际电影节“世界万象”展映单元，我二刷了这部西班牙年度电影，一个简单粗暴的感受是，可以把它看作西班牙版的《我不是药神》。
不过，相比于文牧野初出茅庐的成名作，《47路巴士》更加成熟，也更具层次，导演兼编剧之一的马塞尔·巴雷纳本就擅长拍摄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故事，而这部40多年以来最卖座的加泰罗尼亚语电影，同样来自真实事件改编。
巴塞罗那郊区原是移民聚集地，无人问津，断水断电，居民上下山只能徒步。纵然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市政厅却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肯增设公交线路。47路公交司机曼诺洛·比塔尔忍无可忍，决定用行动改变所在社区的命运。
从批片引进的角度，虽然西语电影较少见诸国内银幕，但该作对于制度性歧视、社会公平和历史创伤的刻画，足以令大多数中国观众共情；其完成度之高，更令我毫不担忧它做院线发行的市场前景。
不同于近年我国电影对现实题材的处理，《47路巴士》的主题并不扁平，而是被西班牙20世纪的历史纵向贯穿。就像片首女声旁白交代的那样，这个故事不仅关乎她的家庭，也关于她的邻里、她的城市和她的国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特区的难民，为了躲避战后的饥荒与地主的压迫，大量涌入巴塞罗那、巴斯克、马德里等经济发达的工业城市，巴塞罗那东北郊的男爵塔便是聚集地之一。移民迁徙至此，在市郊购买土地，用水泥木板自建房屋。
｜曼诺洛和妻子在巴塞罗那移民聚居的边缘社区男爵塔的生活
影片的第一幕，便是一场扎实的生存危机：军政府的警察骑着高头大马，天刚亮就赶来搞强拆。当时的法律规定，新建的棚屋破晓前必须有顶，否则当局就可以将其拆除。
镜头在表现国家机器的压迫感时，用了两个停顿。
一处是警官奥尔特加的侧脸特写，执法队伍不紧不慢地行进，而另一边的移民却在紧锣密鼓地盖房，它暗示了节奏完全由前者掌控——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到，只要看不到屋顶，就随时可以砸毁未完成的棚屋，令后者的一夜劳动前功尽弃。
另一处是警察令移民们停手时，大家便立刻放下活计，统统靠边站了，而仍在动工的曼诺洛则被奥尔特加喊出来单独问话。
两人的对话非常有意思，当主人公质疑奥尔特加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时，奥尔特加回了三个字——“比你是！”
姜文曾经提到，好的电影台词需要琢磨，不能像白开水一样，而奥尔特加此处的回应就属于这类好台词，它完全不是在讲理，却令人无法继续辩驳——毕竟前者连房顶还没盖好，后者已经披上一身制服。
紧接着，奥尔特加便以“维护法律”为由砸毁了尚未加顶的棚屋。在这种极端压力下，曼诺洛意识到，大家分别盖房子，天亮前谁也盖不完，但大家集中力量每夜盖一户，就能把所有人的房子相继盖起来。
得益于这一提议，人们保住了男爵塔，并在此后将棚屋升级换代，形成社区。电影中段，当奥尔特加作为不速之客再次造访曼诺洛家时，还专门指着头上说了一句略含恐怖意味的话——“这确实是个屋顶。”
当然，有了立锥之地，不代表移民可以真正立足。
电影中有一处细节，当曼诺洛叼着烟斗站在公交站牌等车，他身后是一张克鲁伊夫的海报。这位后来的巴萨教父，在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巴塞罗那最耀眼的城市名片。
而在公交车上，戴眼镜的律师跟他诉说前一天巴萨的比赛时，主人公却回了一句：“我是梅里达的球迷。”这样一个足球范畴区分主队的细节，暗示了作为移民的他与这座城市无法弥合的距离感。
在《47路巴士》中，墙上的霉斑出现了三次。
霉斑第一次出现时，曼诺洛用家庭合照将它遮了起来；第二次出现，它在墙壁继续扩大，直到渗出相框；最后一次出现时，它已经覆盖了整个相框范围。
无法掩盖的霉斑，既象征着困境的如影随形，也喻指被搁置的问题终会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