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的成功，在于它以古典典故为引，在台湾本土语境中完成了一场类型片的革命。它融合了黑帮片、邪典电影、黑色幽默的元素，打破了华语犯罪片的叙事框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暴力寓言”风格。

影片对“周处除三害”的改编具有颠覆性。古典故事中，周处杀虎斩蛟后幡然悔悟，完成从“害”到“义”的绝对转化；而现代版陈桂林的“除害”，却是一场自我毁灭的狂欢。他效仿周处的动机始于虚荣，过程充满荒诞，结局走向虚无。这种改编解构了传统英雄叙事，将焦点从“除害”的结果转向“为何除害”的追问。当陈桂林在邪教圣堂枪决信徒时，他的身份已模糊不清——是执法者？是复仇者？还是另一个“害”？这种模糊性，正是影片对暴力伦理的深刻质疑。

类型元素的融合堪称精妙。黑帮片的动作设计（如陈桂林与陈灰的巷战）保留了港式暴力美学的凌厉；邪典电影的邪教段落（如集体洗礼、鞭刑仪式）营造出cult片的荒诞氛围；黑色幽默的穿插（如警局自首的排队场景）则消解了暴力的沉重感。这种混搭并非简单拼贴，而是服务于主题表达：黑帮暴力对应人性中的“痴”，邪教控制对应“贪”，警察的无能对应“嗔”——三大类型元素，实则是“三毒”的视觉化呈现。

影片的本土化叙事更具开创性。它没有选择台北、高雄等大都市，而是将场景设在桃园、台中、澎湖等边缘地带，这些充满庶民气息的地点，增强了故事的现实质感。角色设计也极具台湾特色：陈桂林的“台客”形象，香港仔的暴戾中带着诙谐，尊者的伪善中透着荒诞——这些人物既是个体命运的写照，也是台湾社会某些切面的隐喻。当陈桂林在海边与小美告别，当邪教信徒在圣堂上歌唱，这些场景弥漫着台湾电影特有的潮湿与氤氲，让暴力叙事有了诗意的底色。

《周处除三害》的叙事革命，最终指向对华语犯罪片的突破。它不再满足于“以暴制暴”的爽感，而是通过暴力寓言，探讨人性、救赎与存在主义等深层命题。当陈桂林在刑场上闭上眼睛，当影片在枪声中结束，观众留下的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场关于“何为正义”“何为救赎”的哲学思辨——这或许就是这部“非典型犯罪片”最典型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