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文清、杨晓青家属介绍，其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反复认为，薛文清、杨晓青等既没有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即未“虚增电影制作成本、夸大电影预期收益”，也不具有认定诈骗罪不可或缺的“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薛文清等人所实施的溢价转让影片份额以及予以代理商高额佣金的行为亦属于影视投资行业惯例，“系正常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刑事犯罪无关。”
据薛文清、杨晓青家属介绍，辩护人称，公诉人所举示的13组证据中，没有任何一组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夸大电影预期收益”的行为。而且，无论在影视投资团队与代理商的代理协议，还是影视投资团队与投资人的投资协议中，都具备“投资有风险，不保证收益”之类的提示性条款。
而对于控方将转让影片份额时的溢价行为认定为“虚增电影制作成本”，辩方认为，事实上薛文清等先投资400万购买了份额，溢价转让是市场基本法则，无论如何不应当归属于诈骗类犯罪中的隐瞒真相行为。
如果被告人没有取得影片份额或者超出实际持有的份额进行售卖，或者影片出了问题，例如压根没有取得拍摄许可，或者计划生变已经不打算继续拍摄下去，却隐瞒实情，仍然继续向投资人售卖份额，诸如此类投资人根本不可能通过投资而受益的行为方才属于诈骗类犯罪中的隐瞒真相行为。薛文清、杨晓青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则不然，案发时，《光天化日》已拍摄完成，只待后期剪辑审查上映。如果票房热卖，即便溢价，投资人也完全可能从中享受超出投资额的分红。
03
争议“返佣”
本案一大争议焦点即是影视投资团队向代理商支付的高额“返佣”，这也被检方认定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
《起诉书》称，被告人造成被害人损失共计1279万余元。据司法会计鉴定结果，其中的300万余元用于向相关公司投资电影《光天化日》和《90雄兵》，另将560万余元作为“返佣”支付给了代理商。
控方认为，案涉公司获取的千万投资款中，仅有部分资金投入电影制作，其余大量资金被用于支付高额佣金、公司运营费用，并未实际用于电影拍摄，故被告人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公诉机关依据的是最高法于2022年发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规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可以认定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但控方所举示的证据中，对于560万余元“返佣”款及代理商证言缺失。庭审中被告辩护人提出责疑，控方不以回应。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不应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将被告人的“高额返佣”视为“非法占有”。
辩护律师称，虽近半数案涉投资款用于代理商“返佣”，但这属于影视投资市场行情，“被告人不得不高额返佣，属于完成业务行为的不得已之举。”
在影视投资行业，特别是面向个人投资者的电影份额众筹模式，代理商的返佣比例一般较高。而对于曹任任、薛文清这样的初创团队，若想吸引投资人，必然要向代理商支付更高的“返佣”。
辩护人还称，该案的返佣金额在合同目的没有实现的情况下是应予返还的，并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按照被告人与代理商签订的《财务顾问及宣传服务协议》，约定“乙方若承诺客户未上映退投资款的情况下，在退款承诺协议兑付期2天内，必须将该投资人的投资款返佣，退回至甲方公司账号。”若代理商拒不退还“返佣”，曹任任的公司则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将“返佣”追回，进而用于退还给投资人。
04
影视投资市场的模糊边界
已决的曹任任集资诈骗案以及正在审理的薛文清、杨晓青等人被控集资诈骗案，带来的困惑是：当影视投资收益未及预期，是否应将“投资失败”的后果归咎于转售电影份额的“中间商”？
影视投资行业历来高风险、高回报，其本身存在极高的投资不确定性。上述案件中，无论是电影《光天化日》，还是《90雄兵》，它们都是真实存在并且通过广电总局备案的电影项目。而电影项目的推迟上映或未开机拍摄，本质上属于行业风险的范畴。
通过对薛文清等人所涉案件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影视投资市场的法律边界仍然模糊不定，这也为司法机关的裁判带来难题。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刘虎 摄
电影投资市场并未像金融行业那般，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亦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来规范各类市场行为。现实中的确存在诸多代理商和“中介”采取高额佣金和溢价转让等手段，这些行为往往被视为市场惯例，而非诈骗。
该案辩护人亦认为，为了促进电影产业发展，应当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到影视行业中来，对于非原始出品方而言，这种参与的唯一形式恐怕就是加价购买份额。不分具体情况地将这种行为视为违法犯罪行为，必将会阻碍民间资本参与到电影行业中来，进而妨碍到电影产业的发展。
事实上，这种民间资本的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分散投资风险的一种恰当形式。这种份额再转让的行为是行业通行规则，可以认为其或许不规范，不合理，但肯定不能认为其违法乃至犯罪，否则就动摇了我国影视行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