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没有刀枪，角色的武器是语言。其中最惊人的段落（注：内地公映版对此处做了部分删减，以防读者对下文存疑，特此说明），Teresa对那位倒霉的老年投资者进行近乎诈骗的行为，是一段大胆的、长达十分钟的重复性的系列会话，穿插着冗长的视频和谈话，看起来像是一位动作片导演对慢镜头的语言式运用。

片中的动作都是散漫的：人们争执的是谈话本身，谈话定义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谈话推动了冲突。杜琪峰惯常对空间关系、运动、静止的痴迷，以及在精确界定的空间中基于张力和释放的动作戏——都被中和了，被挤到了电影背景中，升华成一种不同的结构研究。

杜琪峰和詹姆斯·班宁一样，是一位坚定的电影结构主义者，但他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他对形式的痴迷在这部影片中被所谓的社会形式取代。每一个主角都是由他或她在强大的政治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所定义的个体。张是一名警察，维持国家秩序的代理人。Teresa是掠夺性银行体系的工具（既是受害者，也是作恶者）。

三脚豹是一个被严格的帮派规则所统治的暴力犯罪社会里的小流氓。这三个角色中的两个找到了在他们赖以生存的结构之外作为独立个体生活的方式。当他们摆脱了集体定义的身份、并独自出发时，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

那位警察不太适合这种模式：他那迅速而勉强得到解决的故事（重新建立家庭结构）是《夺命金》中最薄弱的部分，影片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突然以一个看似动机不明的定格镜头收尾。

但Teresa和三脚豹的故事都没什么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他们的故事设定为截然相反的情感温度（Teresa冷静而紧张的平静与三脚豹热情而躁动的狂乱相平衡)，但却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

今天的银行和黑社会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以同样漫不经心的态度摧毁着生命（尽管在杜琪峰的电影中，黑帮做这事要更有天赋一些）。

在这部影片中，杜琪峰挥舞着他的形式主义枪支，指向后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他从自己挖掘出的潜在道德结构中，创作出充满活力的、引人入胜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