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朴赞郁的《无可奈何》时，奉俊昊的《寄生虫》总会悄然浮现。并非两部作品叙事相似，而是前者精准剖开了后者未及深探的阶层切面——如果说《寄生虫》是底层向上攀爬的嘶吼，《无可奈何》便是中产竭力不下坠的呜咽，两者都以“为家庭求生”为起点，却在阶层阶梯上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绝望轨迹。

         柳万秀的生活，本是标准的中产范本。相较于《寄生虫》中半地下室的潮湿与窘迫，他的家明亮整洁，开篇那场家庭烧烤戏里，一家人捧着公司奖励的鳗鱼相拥欢笑，俨然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但镜头下失真的色彩早已暗藏玄机，这看似稳固的幸福，实则如搭建的影棚般脆弱，全凭上层的“恩赐”维系。当柳万秀还在为鳗鱼自豪时，殊不知这份“奖励”早已是辞退补偿的伪装——今天能赐你鳗鱼，明天便能给你“鱿鱼”，中产的体面在资本逻辑面前不堪一击。

         失业后的柳万秀，陷入了比底层更尴尬的困境。他加入的失业互助会里，一群曾手握资历的从业者敲着脑袋嘶吼“我一定会找到工作”，这场面看似荒诞，却是现实的缩影。他们有着25年行业经验，对造纸业怀揣炽热信仰，却成了市场中“性价比最低”的求职者——高薪需求与固化认知，让他们在产业更替的浪潮中被无情抛弃。就像朴赞郁用镜头暗示的，当柳万秀还在坚守传统造纸工艺时，科技早已绝尘而去，他引以为傲的专业能力，在时代车轮下沦为沉重包袱。

         影片的精妙之处，藏在代际差异的隐喻里。柳万秀那不善言辞的小女儿，在父亲视作安身立命之本的纸上，写下了无人能懂的自创乐谱，却拉出了动人旋律。这一幕恰似一记温柔的叩问：上一代赖以生存的规则，早已无法定义下一代的人生。而柳万秀与同行的互相倾轧，则更露骨地展现了中产困境——当社会结构性压力袭来，他们不愿向下坠落，便只能将利刃对准处境相似的同类。

         有人质疑影片聚焦中产的选择，实则这正是朴赞郁的深刻之处。5年前游族投毒案的重提，印证了影片并非虚构：当职场竞争突破底线，人性便会在生存焦虑中扭曲。柳万秀杀了三名竞争者后，仍在担忧“机器取代人类”的未来，这一结尾没有答案，却抛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命题。

         从《寄生虫》到《无可奈何》，韩国电影始终在叩问阶层困局。前者让我们看见底层的愤怒，后者则让我们正视中产的脆弱。当内卷成为常态，当稳定沦为奢望，柳万秀的担忧早已跨越银幕——在时代的不确定性中，没有谁能真正握紧“铁饭碗”。这部电影的价值，便在于逼着我们直面这份焦虑，思考如何让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不必陷入“无可奈何”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