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郑州的秋意已浓，43岁的短剧执行导演高俊却永远定格在了这个秋天。杀青仅三天，他倒在自家卫生间的身影，成为妻子王飞心中永远的痛。医院诊断书上“心肌梗死”四个冰冷的字，在微信工作群的消息记录里，逐渐拼凑出这场悲剧的伏笔。
“他总说再拼拼，就能拍一部自己的作品。”整理丈夫遗物时，王飞的指尖划过手机屏幕上的工作记录，声音哽咽。从广告与纪录片导演转型短剧行业，高俊带着二十年影视行业的积累，在今年5月投身这片“蓝海”。8月入驻剧组后，他便成了家里最熟悉的陌生人——清晨离家时孩子还在酣睡，深夜归来时家人早已入梦。
高俊生命最后五天的工作轨迹，被剧组群聊清晰记录着。10月14日至18日凌晨，郑州片场的灯光每天清晨7点准时亮起，筹备通知准时推送；次日零点后，夜宵安排、道具清点、车辆调度的消息仍在刷屏。王飞掐着时间计算，丈夫每天留给睡眠的时间不足6小时，单日工作时长远超17小时。杀青当天，高俊在群里最后一条消息是“设备清点完毕”，发送时间是18日凌晨2点17分。
这个曾在广告圈以严谨著称的导演，把较真劲儿带到了短剧片场。同组场记回忆，高俊总背着装满分镜稿的背包，镜头不满意就反复调整，演员情绪不到位就耐心讲戏，“他说短剧虽短，每一秒都得经得起看”。可这份执着背后，是被无限压缩的休息时间——王飞在他手机里发现，杀青前一晚，他还在凌晨修改拍摄方案，与编剧的对话停留在“这个转折再改改更抓心”。
悲痛之余，更让王飞寒心的是维权无门。高俊与剧组仅靠口头约定合作，既无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保。事发后，涉事公司仅支付了拖欠的工资，提出的1万元抚恤金，与这个家庭失去顶梁柱的代价相比，显得格外刺眼。劳动局因缺乏合同无法立案，社保部门也无法启动工伤认定，王飞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婆婆的病历，陷入绝境。
高俊的悲剧并非个例。在百亿短剧市场的繁华背后，“临时组队、拍完即散”的模式成了行业潜规则。超八成从业者没有正式合同，社保参保率不足三成，“用健康换进度”成了基层从业者的无奈选择。从胸椎骨折仅获3.5万赔偿的临时演员，到开颅手术后遭冷处理的替身，再到猝死的导演，行业快速扩张的代价，正由这些追梦者默默承担。
如今，高俊的电脑仍停留在未完成的剪辑界面，剧本上的批注墨迹未干。他曾憧憬的“自己的作品”，成了永远的遗憾。短剧行业的“快节奏”，不该是透支生命的借口；资本追逐的“高效率”，更不能以牺牲权益为代价。当灯光熄灭、镜头关闭，那些幕后的身影同样值得被看见、被保障。唯有筑牢权益底线，完善劳动合同与保险制度，才能让追梦人的路，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