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依达并不喜欢罗兹，也不喜欢这所学校。他和波兰斯基都是克拉科夫人，跟文化古城克拉科夫比起来，罗兹肮脏，破旧，是个工业城市，化工厂和纺织厂昼夜冒着烟雾，玻璃糊着一层灰，马路不由分说地笔直，缺乏魅力。他从来没喜欢过这里，在他的电影《福地》里，罗兹尽是勾心斗角。
《福地》
后来，1955年，波兰建立了名垂影史的电影小组制度，瓦依达加入的是后来以「波兰电影学派」闻名的Kdar小组，小组的领军人是他克拉科夫的老乡耶尔齐·卡瓦莱罗维奇，他处女作《一代人》里的演员，竟然有不少是他克拉科夫美术学院的校友，像齐布尔斯基、波兰斯基，甚至卡瓦莱罗维奇也是。
少年时期在克拉科夫度过的那些年，对瓦依达风格的影响有至关重要。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经说，「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吃早饭时拍你手的那个人。四岁时因你吃早饭淘气而打你的那个人，后来会把第一本书放在你床头。」
瓦依达并没有贵族血统，他爷爷是克拉科夫远郊的农民，父亲一辈的兄弟四人靠自己努力，进入了知识阶层。父亲成了一名骑兵军官，二叔后来是火车站站长，三叔开了一家很大的锁店。瓦依达自诩为「知识阶层的第二代」。
「知识阶层」是二十世纪波兰社会的独特景观，这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有独特的操守和责任。米沃什说，「除了这儿，在欧洲任何地方，艺术家、作家和学者都不曾享有这样至高无上的特权。……知识阶层的『士绅文化』残存至今，在波兰农民和工人身上都有其痕迹。」
瓦依达回忆父母对的影响，说，「父亲和母亲是那种为他人工作的人，我想，那时波兰知识阶层的身上都有这种品质，你不可能不这么做。要为他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瓦依达在意的是「为他人活着」几个字。
他所有电影的力量都来自它们介入某些重大论争的方式，在所有的事件中发声，不管是历史的，意识形态的还是社会的。于是，在单纯电影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进了政府，做了议员。
二战开始时瓦依达才十三岁。之后那几年，他随大流加入了国家军，却没有参加地下活动，更没有去几百公里外的华沙参加过起义。因为缺少身份证明，沦陷期间，他不得不每天待在屋里，在三叔的锁店里帮工，不能出门，连公交车都不敢坐。所有外界的消息都是听人说的。
二战期间，在叔叔们的保护下，瓦依达错过了所有的重大事件。也许正因为没有参加过任何波澜壮阔的行动，他才有浪漫的虚构，才会放心大胆地憧憬二战中那些被绞杀的英雄主义，于是乎，他呈现的抵抗运动是活力满满的《一代人》，他重构的华沙起义，是宿命论的悲剧的史诗《下水道》。
《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