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的质问振聋发聩：“没有祖国的商人只会沦为被欺凌的孩子。”这与霍英东抗美援朝时期冒险为内地运输物资的案例形成鲜明对比——商业利益与家国情怀的天平如何倾斜，考验着企业家的历史站位。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宋末泉州巨贾蒲寿庚，因拒绝支援南宋流亡朝廷并投降元朝，被朱元璋后代永世贬为贱籍。李嘉诚的争议，本质是全球化时代“流动资本”与“稳定国家”矛盾的再现。
政商关系的两种范式，中国自古奉行“以政管商”，商人财富始终依附于国家稳定；西方则形成“政商合流”，资本深度参与政治。李嘉诚作为殖民时代成长的香港商人，其“在商言商”的思维带有历史惯性——他既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如北京东方广场项目），又以“市场行为”回避国家责任，这种撕裂注定引发争议。
此次交易暴露跨国资本的脆弱性：当特朗普威胁制裁、巴拿马政局动荡时，企业往往选择“弃车保帅”。但若所有企业家都如此“精准避险”，国家战略安全将如何保障？中国正通过北极航道开发、极地航运规则制定等科技与制度突围，试图破解困局。然而这些长远布局，需要企业与国家的协同，而非资本的独自逃离。
李嘉诚的争议绝非个案，全球化时代的商人总在利益与立场间挣扎，但历史终将检验：当民族复兴与资本逐利冲突时，谁的选择经得起时间拷问？制度建构的迫切性中国已启动战略资产审查机制，要求敏感交易向政府申报。港澳办更罕见转载官媒评论，释放“资本需服从国家大局”的强烈信号。未来或建立“爱国资本”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平衡商业与责任。
何祚庥与民意对抗的背后，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一方信奉“法无禁止即可为”，另一方坚持“义利并举”。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或许应如任正非所言：“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竞争力量。”商业理性与家国情怀，本不该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这场争论撕开了全球化时代的伤疤：当资本自由碰撞国家利益，谁能给出完美答案？李嘉诚的港口已易主，但关于企业责任的追问永不落幕——下一次危机来临时，站出来的会是更多“何院士”，还是新时代的“霍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