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初步举证》）

在这场女性独角戏中，观众看不到朱利安，看不到施暴者，更看不到性侵如何发生。 一切都通过语言、静默，以及泰莎残酷地剖析自我经历的叙述来展现。 最后，她失去胜利，失去语言，失去信仰，转而怀疑一切——除却她自己。

但泰莎仍然站在这里，直视着另一双眼睛，想起詹娜对她说过的话：“我看见了所有在我之前的女人，所有将在我之后到来的女人。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好 处，我只是不想让其他女人再受到伤害。”

（图/《初步举证》）

如此失声数十年

《初步举证》编剧苏茜·米勒曾经被问及一个问题： “这个剧本为什么花费了这么长时间才完成？ ”

她的回答是：“我必须把自己的写作技艺提升到一定水平，做到极致锋利，让质疑者无从反驳。”

多年前，在法学院学习刑法时，米勒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她认为性侵案件与其他刑事案件有所不同。整个争论的核心在于，一个男人是否相信对方是自愿的——但法律并不要求这个男人采取额外的行动来确认这一点。

后来，米勒成了一名刑辩律师，每周她都会从女性客户那里收到多达6份性侵相关案件。 在那些愿意向他人倾诉的女性中，只有十分之一会选择报警； 至于那些选择报警的女性，米勒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例最终获得定罪的案件，“这里面一定有严重的问题”。

数据证明米勒所言不虚：据联合国数据，全球每三名女性中有一人经历过性暴力。在英国，只有十分之一的受害女性选择报警，而其中仅极少数案件能进入法院审理环节。那些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中，定罪率仅为1.3%。（图/《初步举证》）

再后来，米勒回到澳大利亚，深入思考整个法律体系的构建方式。 “我意识到，它是由世世代代非常富有的、异性恋白人男性设计的，他们有着从自身视角看待法律的固有立场。 在法律体系中，我们从未真正考虑过女性的实际生活经历。 如果从女性角度来看待法律，就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为她们设计的。 ”

这个发现让米勒坚定了一个想法： 总有一天，她要反映这些问题。 花了20年时间，她用笔墨铸成了《初步举证》这把利剑。

在记录受害者陈述时，最让米勒震惊的是，遭遇性侵已经极为可怕，但更糟糕的是，当她们向家人或警方讲述遭遇时，得到的反馈却是“你为什么穿那条裙子？ ”或“你喝了多少酒？ ”。 于是，她们开始自责： “我不是受害者，我允许这件事发生。 也许我认可了这个毁掉我人生的可怕事情。 ”

“你为什么不反抗或逃跑？ ”这种看似正确的质问，往往忽略了现实因素。 在许多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当时的反应是无法动弹的僵硬。 “因为她们进入的是生存模式，而不是反抗模式。 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女性选择反抗，很可能会失败，甚至让自己陷入更大危险。 ”

（图/《初步举证》）

米 勒进一步指出，相关心理专业研究人士提出，在“战斗（fight）”和“逃跑（flight）”之外，人会出现另外的反应——“僵住（freeze）”或“顺从/示好（feign/friend）”，这都是正常求生本能的外显方式。

因为这些概念过去并未提出，这些反应成了辩护律师用来削弱女性证词的工具。 他们会说“你没有打他，挣扎得不够”，或者“你没有试图逃跑”。 如果受害者承认自己没有尝试反抗，辩护律师甚至可能用这一点来暗示她是自愿的。

“我们鼓励了这种自我责备的心态，因为我们从未让女性的真实经历在法庭上被充分呈现和探讨。 这不仅仅是法律体系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 ”米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