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她不能留在那里，如果没有一个让她感到安全的地方，让她去静下心来思考要如何讲述这个故事，这电影肯定拍不成，”阿奎林回忆说，“现在想起来，当时我的想法也很天真，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直到后来我才真正意识到，她当时得不到任何支持，没有任何法律援助，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也不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超级害怕这件事情，害怕万一事情闹大了，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
伊藤表示，过去的一整年里，她的全部身家就都装在一只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了。走到哪里，她都带着它，里面装着一块很舒服的瑜伽垫，外加一口煮锅。她告诉媒体说，由于案件本身外加这部纪录片所引起的负面关注，她觉得自己或许以后都无法再回到日本生活了。“这一年里我四处旅行，看看不同的城市，看看各个地方的纪录片人是怎么生活和工作的，看看哪些地方适合居住。”
让《黑箱日记》在日本本土上映的努力，目前仍在继续。制片人埃里克·尼亚里表示，“我们仍希望能有勇敢的日本发行商和勇敢的院线站出来。我希望那不仅仅是某一家小型的艺术影院，而是一家有勇气的日本连锁院线能与我们合作。这样，我们就能按最初计划的那样，进行大规模发行了。”
“对我来说，能获得奥斯卡提名是一件大好事，我们都心存感激，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真正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在日本发行这部影片，这比什么都重要，比获得奥斯卡奖更重要。”伊藤表示说。